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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生平 』——永恒的星座——回眸严凤英仙逝三十载<2>朱志恒)
 

永恒的星座
——回眸严凤英仙逝三十载(中)
□ 朱志恒

丈夫眼中的妻子

  严凤英的情感世界是丰富的也是曲折的,有幸福、也有痛苦,更有着某种无奈。所以这方面一直是人们关注、谈论最多的一个焦点。

  王兆乾这位当年接管安庆文艺工作的部队南下干部,至今他仍清晰地记着第一次见到严凤英的情景,50年代初期,那是在他以军管干部的身份主持召开第一次安庆旧艺人座谈会上。当旧艺人们都到齐后,他从外面走进屋内,在刚落座的一刹那,突然被对面的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所吸引,定神一看是严凤英。但当时王兆乾对严凤英的印象差极了,她的穿着打扮都不属于无产阶级。自己是革命军人,是来改造他们的。他一再叮嘱自己不能为此乱了方寸,不能被糖衣炮弹所打倒。王兆乾没想到他最后还是被“打”倒了,而且是那样的心甘情愿。

  王兆乾因工作关系对严凤英的帮助教育比较多,加之他也进行黄梅戏音乐的创作、改革工作,他们的接触也就更多了。严凤英是旧艺人中进步最快的一个。因为她对旧社会充满了刻骨仇恨。当严凤英他们在建国后第一次将黄梅戏这个地方小戏带到上海,并在那里引起轰动,让安徽文艺界振奋不已。严凤英他们载誉从上海坐船回到安庆,在码头上受到热烈欢迎。王兆乾站在欢迎队伍的前列。当晚他俩在码头附近的小酒店里喝起了接风酒,从傍晚时分一直喝到当时的灯火管制时间的到来。那天晚上他俩有说不完的话,说着上海的见闻,说着安徽的反映,说着他们彼此过去的经历,不知不觉间两人竟喝完了两瓶白酒。他们尽兴地说着笑着,此刻他们已不再是帮助与被帮助的对象,两颗心靠得越来越近。江风席席,吹拂着他们滚烫的面容,滚烫的心。站在严凤英老宅的台阶下,王兆乾向她道别,突然台阶上的严凤英一转身给了王兆乾一个终生难忘的吻。这一吻使得王兆乾的生命中有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印记。

  经南京军区领导批准,他们俩结合了。严凤英之所以看中王兆乾,很重要的一条是他有文化,而对好学的严凤英来说无疑是最为需要的。一度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要调他们二人过去,严凤英因无法割舍黄梅戏而婉拒好意,王兆乾也因严凤英选择了留下。这一留就是半个世纪。相爱是甜蜜的,分手则是痛苦而无奈的。1953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在南京演出,住在夫子庙附近。南京是严凤英解放初期的落难之地,在那她被迫沦为歌女,是当地的一个姓甘的富家子弟救了她,并与她真心相爱。后因要求进步的严凤英思想发生了变化,选择了为新中国、新社会的文化工作效力,而与对方告别。到了南京后,极重感情的严凤英利用演出间隙去看望了甘家的人。年轻气盛的王兆乾知道后非常恼火,当众打了严凤英一耳光。自尊心极强的她痛不欲生,甚至将携带的被子都扔进了秦淮河中……

  很多年之后王兆乾都很为当初的年轻气盛的鲁莽行为而后悔。分手归分手,他们依然还是朋友,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孩子王小亚。严凤英在自杀前曾给王兆乾去过一封信,至于内容他始终不愿透露。30多年来王兆乾一直小心仔细的收藏着那封不知其详的信。

  69岁王冠亚在严凤英去世后的3O年中孤单一人,家中的摆设近乎是原样。如果说变化就是屋里添置了一台电脑。老友们不解地问过他为何不续弦再婚,也好老了能有个伴。王冠亚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主要是现在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象严凤英那样的人了。”

  “我就是看了她的《游春》爱上了黄梅戏,我认为这是地最迷人的一出戏,严凤英的“菩萨调”叫你在美的享受里,体会到安庆农村山民们的智慧和幽默,使你发出会心的微笑。

  1956年我从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转业时,就选择了回安徽搞黄梅戏。不久我们进行了第一次合作,那是为了参加安徽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我们排鲁彦周的《王金凤》,她主演,我导演。共同的合作使我们产生感情,感到很快活,感到志同道合的乐趣。共同的语言多了,鲁彦周和他爱人张嘉讲:“纸糊灯笼给他们戳戳通吧!”于是很自然地从友谊发展成为爱情,她爱得勇敢,正像七仙女对董永的爱:“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什么门当户对,什么聘礼嫁妆,一切爱情之外的东西,一概在所不计。

  1956年9月结婚,1957年我们双双差点被打成右派,1958年我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去了。

  在我下放农场时,好多好心的同志劝她抓紧大好时机,和我划清界线,离婚。那时她才28岁,追逐爱慕她的人那么多,个个条件比我好,何愁没有幸福前程?然而她宁愿随我到农场劳动,也不离婚。这在当时是极端错误和落后的。她一个带着两个孩子,抚养着我的老母,坚持着等我回来!我们几乎是两天一封信,通过鱼雁传递爱情。可惜这些信在“文革”中都被毁了,否则可以编成一本极有魅力的《两地书》。

  我在农场染上了血吸虫病,她频频来信安慰我,寄高糖、高蛋白的药物来给我补养,甚至决心抛弃一切身外之物,到农场和我一起生活。

  这时,她演的《女驸马》拍了电影。她饰冯素珍,为救丈夫出冤狱,她女扮男装远离家门,甚至闯进公主的深宫,冒杀头的危险,最后感动了公主,说服了皇帝,救出了亲人。严凤英的冯素珍不象是表演,而是自己真实感情的流露。冯素珍能做的,严凤英都能做到,所以她演来信念极强,理直气壮,感情真挚,自然可信。我觉得冯素珍就是严凤英,严凤英就是冯素珍,演员和角色很难分开了!

  文革中我们夫妻俩一起挨斗逃跑,我帮她写检查,她帮我回忆问题。我们俩曾一起跑到北京躲起来,到处打听消息。有些材料都是她口述我记录,从笔迹上看有些是我写的。就在她给我遗书中还特别叮嘱我:‘你胆子要大一点,现在他们就是欺负老实人、软弱的人,你要跟他们斗,两个孩子交给你了,你要带着他们好好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有些衣料转移到一位姓王的大姐家去了,以后把它拿回来给小孩子改一改做衣服穿。’凤英的艺术,正处在黄金期,她想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这张似笑非笑的照片后来被放进了一本画册上,在安庆的照相馆里一下子挂了很多年,拍照时候妈妈躲在一旁偷看。通过这个小事可以看出,我妈妈那时估计可能是想让我学表演接她的班,上学以后她又希望我们多学文化,我们比较遗憾是住校时间太长,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太短。太少,我弟弟和妈妈的接触就更少了。”

 
花正红时寒风起

  三年日月浓如酒,

  乡中人好水也甜。

  我只说永作春蚕把丝吐尽

  一生终老在人间

  又谁知花正红时寒风起,

  再要回头难上难……

——《牛郎织女》织女唱段

 
  在采访过程中,这是一段总被几位被采访的老艺术家们提起的唱段,而且都是那样的充满深情。我在听了严凤英的原唱录音后,心也被这段绝唱深深触动,也许这就是天意,高度概括总结了严凤英短暂的生命历程,成了她悲惨的人生结局的真实写照。不知1968年4月7日深夜,她在准备仙游天国的时候,可曾在心里默唱起这一曲人间悲歌,一曲发自她心底的最后呐喊呢!

  由这段唱不由得让我联想起另几位在文革中含冤离世的艺术家,上官云珠在跳楼前的心态被当时在场的人描绘成了,与她在《早春二月》里饰演的农村大嫂的自杀惊人相似;老舍先生凄然长坐太平湖旁的神情,与他在《四世同堂》里即将走向绝路的祁老爷是何等相似啊?!仿佛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安徽著名剧作家金芝先生,这位当年的见证人为我释疑。

  “我同严凤英合作比较密切的大戏就是1963年创作的《牛郎织女》,当时编剧有陆洪非、我、完艺舟、岑范,我们的合作分工是完艺舟写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由陆洪非执笔,第三部分由我来完成的,后来又经过了一些相互的修改补充,我们这个戏有个惯例,所有的唱段不单独署名,要署名四个人全上,因此对外不多说,以后的出版物、音像制品都是这样做的。
  
  我觉得严凤英这个人有个很大特点,这个人一旦进入到艺术创作状态,就把其它一切东西都抛开。那次为了体验人间以外虚无飘渺的生活,1963年3月初我们就上了黄山。上黄山时天很冷,她直接上到了山顶,我们就在山下酝酿创作,她做为演员很认真地参与到前期创作中,与我们一起研究、讨论。后来我们又上了九华山,这前后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两地转悠,编剧、导演、作曲、主要演员都在讨论剧本,她一方面熟悉剧情,一方面以自己的感受有时也谈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这是那次合作中很突出的一个印象。在剧本讨论阶段,窗外桃花峰的桃花一层一层开,不断变化,与我们剧本一步步趋向成熟几乎是问步的,在我们告别黄山时桃花峰的桃花已开满坡了。严凤英从山上拍下来的照片冰棱子都很长很长。去九华山我们一起跑到当时尚未开放的天台上,很有趣的是送我们上山的小尼姑认出是严凤英,她也跟着唱黄梅戏。严凤英在艺术创作上还有一个特色。最值得现在演员珍惜和学习的,那就是她的生命在舞台上,她演戏从不感到疲惫,从不为演出讲什么价钱,创作很投入。她虽说38岁死的,可她演出的剧目创作的角色有那么多,她愿意探索和实践,她演过方言话剧《丰收之后》。她从神仙到古代的人,到现代的人,到不是黄梅戏舞台上的人她都乐意去塑造,乐意去探索,她能够体贴合作者们(包括幕后的工作人员),这就是严凤英能够成为优秀艺术家主要的几个方面。

  《牛郎织女》当时我们都是想从人物出发,写“牛郎与织女”的分别,要有别于《天仙配》的那种写法了,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创作,所以我们在唱词中表现着一种反差很大的情绪“花正红时寒风起——”这段唱词我是顺着人物情绪来写的,人物情感达到了这个份上,写的时候我没有很特别的去思考它。这个影片 1963年底拍成后不久很快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4年初在合肥为省内文艺界放了一场,后来又在黄山放给越南胡志明主席看了一下,随后这部影片就进了仓库,被禁烟了十四年。所以我这部影片之后与严凤英之间以后的交流就没有了。

  我在写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到,《牛郎织女》影片“花正红时寒风起”的唱词高度浓缩了严凤英的一生,还应该说我们当时浓缩的是织女,但是没想到织女的命运会在严凤英身上同时出现了,这是后来搞电视剧《严凤英》的艺术家们他们很敏锐地把这段唱词揉进去了,真可谓戏剧人生,人生戏剧啊!这不可能是我们能有什么预示,这种不是历史的绝对相似,而是历史的某种意义的重复,这是必然的现象。

  作为编剧金芝先生没有跟完全程,在进入影片录音、拍摄阶段,最为了解情况的著名黄梅戏作曲方绍墀先生是其中之一。于是我追踪的电话打到了南京方先生儿子的家中。方先生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并在电话那头边说边唱。

  “我和严凤英合作了很多出戏,我觉得她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合作起来很愉快,总是感觉到激情能发挥出来。

  1963年3月我刚好到北京看了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红色宣传员》回到合肥。就接到通知让我到上海参加《牛郎织女》一片的音乐创作。当时是我与时白林合作,他写前半部,我写后半部的影片音乐。从4月份到上海整个夏天都是在那儿度过的。

  录“牛郎织女”后半部音乐、唱段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在看了“花正红时寒风起”的唱词后就差点哭了,对那段词有些冲动特别有感情。当我在与严凤英的不断交流中,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她,她也感觉那段特别好,而且对我说:“你可要好好写”啊!”我用了一天时间全身心投入其中把曲子写好了,并哼唱给严凤英听,她听了认为很好,并当即指出“又谁知花正红时寒风起”一句的哭腔短了,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表达织女的悲伤情绪,她建议我将这个地方能否再伸展一下,并唱了很多种哭腔给我听,让我重新把“哭板”再丰富一下。我答应采纳她的意见去修改,仅这一点“哭板”前后修改了三次之多。

  录音那天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录音棚监听室与导演岑范在一起,她那天唱的特别好,情感特别投入,当时除了上影厂外,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也架了机器同时录,由于严凤英特别动情地唱,那种如泣如诉,撕心裂肺的唱在音乐中大起大落,搞得两边的录音师和工作人员哭的都差点无法继承操作设备了。刚一结束我就和导演岑范从二楼监听室下来,导演按惯例征求大家意见,乐队指挥时白林和乐队同志都说:“太好了!太好!”这时严凤英含着泪走过来问我:“怎么样啊?”我上前激动地拥抱着她说:“太好了!太好了!”话没说完我自己就哭了。这部影片拍成至今35年已过去了,但那时的一幕幕都还在眼前,一想起来心里就难受。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着严凤英那时的一举一动,跟江苏作家顾尔谭多次谈过,我们俩人都觉得,她对这段唱特别投入、特别有感情,这种状态是在我们过去的合作中少见的,似乎那时她就有了某种预感。严凤英是用她心弦流出的神韵唱出了黄梅,也唱出了她值得骄傲而又令人惋惜的人生。”

 惊梦之夜

  1987年4月 9日,在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文化厅党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党支部领导的“严凤英专案小组”下的结论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一九六七年江青对安徽的所谓“九·五指示”下达后,对严凤英同志的斗争加剧了,剧团内出现了“追打严凤英联络站”造反组织,于同年底召开了社会性的斗严大会,披露出她的历史和私生活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合肥地区文艺界召开了向文艺界阶级敌人发起全面进攻的誓师大会,五日,《红安徽》报应声抛出“向文艺界的阶级敌人发起猛攻”的社论,点名说严凤英同志一九六五年北京京剧会演(实际是一九六四年)在北京“疯狂围攻”所谓江青的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危言耸听地声称“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紧接着,省艺校造反组织在剧团军代表和大联委的配合下,对严凤英同志进行了提审逼供,责令交待‘围攻”罪行;与此同时,群众贴出了反严凤英同志的大标语和揭发性的大字报。在这种政治迫害下,严凤英同志有口难辨,即于四月七日夜含恨服毒。”

  那个年代的夜晚,在人们的记忆中多半都是恐怖的。作家白榕先生说,那时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大院内会经常发生半夜造反派排着队远远地喊着口号,唱着造反歌,大院里敲钟集合事情。我记得批斗严凤英的那一夜就是非常恐怖的,那时我是外单位人住在那个大院里,那天晚上造反派耀武扬威地搭台把黄梅戏剧团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全部集中起来跪在院子里,点起汽灯大喊口号,他们连重病在身的老艺人丁老六也不放过,把他从床上拖下来,用藤椅把他抬出来接受批斗。那天的场面特别大,因为四面八方的普通老百姓都涌来看,他们来看不是对严凤英本人有什么刻骨仇恨,也不是看热闹,而是来看看她的风采,因为过去只在舞台和银幕上见过她,所以来看一看这位一代名伶,而她当时被揪着头发,头被压得很低,他们喊着口号一样一样的问她,她硬是一声不吭,那种感觉极象她过去演的《江姐》就义前的场面,那天晚上斗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

 
  回头不见亲人面

  点点血泪洒人间……


  1968年4月7日下午严凤英外出找人为她出来作证,结果使她寒透了心,在她对人世绝望之际,还没有忘记去给团里经济困难的职工偷偷送上最后一点温暖,拿出了她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钱。

  当我问起4月7日那个惊梦之夜时,王冠亚拿出严凤英当时交待材料绝笔的最后一页给我看:“在北京我上市场买东西一次,参加代表团讨论一次,讨论内容是谈《李双双》……”

  “这是严凤英临死前没有写完的交待材料。1968年4月 6日,星期六。艺校的造反派逼严凤英交待揭发1964年安徽省进京代表团观看江青革命样板戏(现代戏汇演),他们是怎样进攻江青的,代表团团长是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老诗人徐味。4月5日《红安徽》报发表造反派的社论,上面点了很多人名,主要是多次点了严凤英同志的名字,说他们在北京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期问疯狂反对江青的现代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这是个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

  4月6日艺校造反派就单独提审严凤英,让她检举揭发五个问题,其中是和代表团团长徐味有什么活动。星期—一上班我们就要来,你就要把认罪书和检举交待材料交给我们,不许丝毫的迟误,不许丝毫的隐瞒,否则就砸烂你的狗头,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于是她从4月6日下午写起,她说我什么时侯反对过江青,我不知道啊?!她就跟我商量,我劝她你又不是代表团的不用怕他们。她说不怕?可他们4月8日就要来砸烂我的狗头啊!她在材料中这样写道:“这几天中没有和安徽代表团,特别是和徐味没有什么接触”这是交待材料的最后一句话。

  1997年王冠亚同徐味说,严凤英死了快3O年了,她有个绝笔就落在了你头上。他听后大为惊讶,问怎么回事?他将复印件给他看了一下。至死她都不愿出卖良心、出卖朋友,徐味看了信后大哭了半天,边哭边说:“凤英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要你揭发我,你就揭发我,随便编个什么,出卖我都行嘛,干嘛不出卖我呢?!你只要能活着,讲我什么东西都行嘛,那个年头你不说假话,你就活不成呀,你怎么就这么傻呢?”这位古稀老人老泪纵横。

  “那天晚上,看到遗书后,我赶紧去找姓刘的军代表,隔着门跟他讲严凤英同志出事情了,我请他赶紧打电话找部队医院,当时院子里唯—一部电话就在他刘XX的床上,他把它当成了军用机要电话,他非但不打反而带着一伙人在严凤英床前批斗她,不让三名医生进屋抢救严凤英,他们还在审严凤英说:“你是演员你会表演,你不要再表演了!”严凤英那时已无力软瘫在那儿了,屋外的三名医生见状急了,巫医生对我说:“看这个样子他们是不会去找救护车来救了,你赶紧去找一个板车来拉。”当我去剧团舞美组去搞板车时,找到他们跟他们说严凤英出事了要借板车用一下,那人阴阳怪气地说:“没有啊,现在没有啊!”他有车不愿借用。我就到徽剧团借的板车,

  带着两个儿子拉车,同行的还有另一个年轻的军代表张贤春以及两个造反派,一起往安医门诊部去跑。可到那之后医生则说他们那儿条件不行,必须要到住院部。到了住院部我又把她抱到三楼内科。天色很晚了,走廊周围都是静悄悄的。因出门太匆忙,我一分钱也没带,还是张贤春代垫的挂号费。医生问怎么回事?同去的造反派对医生说是严凤英,她是现行反革命自绝于人民,一下子医生不敢抢救了,让穿着衬衣的严凤英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等那个造反派走了之后,我就求那个护士说:“能不能找个垫子给她垫地下”,护士长偷偷地说:“好,好”。她是女同志也看过严凤英的戏,心里很同情她,表面上不敢讲。后来在我的肯求下,她又帮忙找一个靠门外的空床上,两个20多岁的小伙子做为值班医生来抢救,给她作人工呼吸,有一个老医生身上挂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在门外扫地不时往里看。在里面的两个年轻的实习医生在瞎忙,其中一个说我去想办法去。

  等他回来严凤英已经就不行了,早晨6点严凤英停止了心跳。我赶紧给刘打了个电话,刘问我你可有什么要求啊?我说我什么要求都没有,就放下了电话。从电话中我听到了紧急集合的声音,他们正在忙着召开严凤英自绝于人民的控诉会,我人还没从医院回来,造反派将大标语已写完贴好了,并在长江饭店对面贴出大幅标语“严重现行反革命分子严凤英反对伟大的旗手江青同志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

  在严凤英死后他们将我父母赶出了我们家,家中只剩下我和两个孩子,我又被赶到鬼棚里,大孩子小亚这个小哥哥带着上小学的弟弟相依为命成了孤儿一样,饭没人管,衣服没人洗,只能在社会上混。我妹妹也因此受到牵连,从总机房调到托儿所给小孩洗尿片,后来又调去卤碱包药,10月因药物中毒得败血症死了,我父亲从监狱里放出来后,靠我妹妹和我给他点钱生活,面对媳妇和女儿的死,一个儿子带两个孙子,这日子怎么办?老人家受不了这种打击,忧郁中因高血压在69年12月去世了。两年家中死了3位亲人。从此我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一起生活,生活压力、思想压力都很大,我还没有平反。

  在严凤英去世一周年时,造反派们还在逼我交待严凤英参加“5.16”反革命组织的问题,当时文化厅只有我这一个“鬼”没有解放了。”

  别时娇儿梦正甜

  只流泪水未留言……
 
  王小亚说, 1968年4月7日在我们记忆中,那天晚上我母亲从外面回来了情绪不好,我和弟弟跟往常一样赶紧洗脸洗脚后就上床睡觉去了。我们当时小也没看出来有什么预兆,那天晚上我想妈妈肯定会来到我们房间凝视着她的两个熟睡的儿子,也许又和往常她演出归来一样在我们的小脸上轻轻吻着,妈妈那时的心境我们无法体会,但作为母亲她是很难割舍下两个亲骨肉的,她以为这样一走就不会连累我们了。我们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那天就只知道《红安徽》报上铺天盖地的文章来了。我父亲帮着母亲努力回忆那些事情,我母亲临时出去找当时与她一同去北京的人出来作证,他们也都自身难保。回答都是“记不得了。” 或是“当时我好象不在场。”

  我母亲很心寒,晚上回来,她的情绪也变得特别糟。半夜时妈妈出事后,爸爸赶紧把我们兄弟俩叫起来,很焦急又严肃地说:“你们赶快去看好你妈妈。”他就下楼找人去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小哥俩扒在妈妈身边,看着面色苍白的妈妈。那时还神智清醒的妈妈对我说:“你们要听爸爸的话,你要带好弟弟,你们要谨防政治扒手”。这是妈妈生前留给我和弟弟最后的嘱咐,当时我还听不懂什么是“政治扒手”。听了这话我只是冲着妈妈直点头,等爸爸回来,我把这话学给了爸爸听。看着那个情况搞不清怎么回事,只知道情况很紧急。以后军代表到了又把我们赶到外面去了,屋里军代表还在带人审问着什么,等母亲从里面抬出来时人都已昏迷了。去医院又来来回回折腾了半天,在病房外面我和弟弟站在那儿等着,我还和一个年轻医生一起去取洗胃的用具,那个医生不紧不慢,走到楼梯口还和护士聊天:“你知道那是谁吗?是严凤英。”我催他快点要救人啊。那时我已经知道母亲吃了安眠药,等东西拿回来人已经不行了。妈妈在4月8日早晨6点去世了。宣布这个消息时我和弟弟在外面,爸爸眼睛直勾勾地从里面出来,我们心里有了一种不祥之感,爸爸对我们讲了一句:“你妈妈已经走了。”我们都傻了半天也没想起来哭,我看了一脸茫然的弟弟。一切来得大突然,怎么也不相信这会是真的?!感觉这一切象做梦一样,直到妈妈被推到太平间看见妈妈时,我们才哭起来,一声声呼唤着:“妈妈——妈妈!”那时我14岁,弟弟小英才11岁呀!过了两天,爸爸领着我们和两位妈妈生前的师兄弟一起拉着板车去火葬厂。爸爸捧着妈妈的骨灰盒带着我们一起回家时,记得那段路走的很远、很久……”

  严凤英的去世,离她38周岁生日仅差5天。

 
    未完待续 ......


转载自黄新德老师博客:
http://blog.sina.com.cn/huangmeixinde

 
·发布时间:2011-07-13 ·访问人数:4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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