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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思考 』——再识严凤英(柏龙驹)
 

再识严凤英
□ 柏龙驹

  今年四月十三日是黄梅戏著名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诞生八十周年。严凤英是值得纪念的。对于应该纪念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我一向认为纪念事小,研究事大。因为纪念好办,研究就不那么好办了。以史为鉴,首先要忠实于历史,其次要敢于为鉴。这次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和省委宣传部如此重视严凤英诞生八十周年纪念会,必将有力地推动对严凤英的研究工作,这是值得我们欣慰的。严凤英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三十八年,于1968年4月8日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作为一个艺术家,她的艺术生命早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就被扼杀了。在她短暂的人生旅途中,饱经沧桑,可圈可叹可赞,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也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沉思。她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既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进过什么科班,更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只是为生活所迫,偶然地踏上了艺术征途,十几岁在安庆黄梅戏流行地区就小有名气,廿几岁即从安徽走向全国,成为深受广大观众爱戴的优秀表演艺术家。她的成名之早,享誉之广,成就之高,影响之大,在戏曲界是少有的,即使在今天,廿几岁就把一个地方小戏唱响九州,也是很少见的。如今提到严凤英就会联想到《天仙配》,提到《天仙配》就会联想到黄梅戏,反之,提到黄梅戏就会想到《天仙配》,提到《天仙配》就会想到严凤英。这种“三位一体”的艺术现象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有人说严凤英是一个谜,我们就是要通过纪念她,研究她,解开这个谜,更好地了解严凤英的艺术人生,更好地认识严凤英的艺术成就,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严凤英留下的艺术遗产!

  我是1953年到安庆了解黄梅戏情况时和严凤英相识的。看她演出的第一个戏就是《柳树井》,真是感人肺腑,至今难忘。1956年又相聚合肥同住一院,1961年又同住一楼,1968年又是所谓的“攻击样板戏,反对江青”的同案犯,“四凶”覆灭,1978年我从五七干校回肥,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与筹办严凤英追悼会,负责起草悼词和宣传报道工作。素有交往,对她的为人,特别是对她的艺术,钦佩有加,但了解不深。过去也写过几篇有关她的文章,如今看来皆不得要领。经再三考虑,有再识之必要。对于她的艺术人生,简单地说可以归纳为六个字:环境,天赋,奋斗。
  
  先谈环境。
  
  生存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严凤英生在安庆,童年生活在桐城、怀宁一带农村。这一地区是黄梅戏的发源地,特别是在农村集镇,黄梅戏极为风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耳濡目染的渗透力是不可估量的,在幼小的严凤英心灵里就埋下了黄梅戏的种子。少儿时代的严凤英为了生存,就是在黄梅戏台前幕后摸爬滚打度过的。严凤英家境贫寒,可以说她是喝着黄梅戏的乳汁长大的。四处流荡,历尽苦难,终于在黄梅戏流行地区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1948年,安庆地区解放了。民间艺术得到重视,民间艺人得到尊重。严凤英作为文艺界的代表应邀参加了各种会议和活动,心情舒畅,精神焕发,从此迈步进入了一个新环境。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感召下,她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艺术世界里,安庆市的胜利剧场有一批黄梅戏老艺人,她一边学戏一边演出,进一步展示了她的才华。也就在1953年,安徽省委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决定组建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她又理所当然地被吸收到设在合肥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这是个省一级的国家剧团,集中了当时黄梅戏的顶尖人物——一批最有名望的老艺人,一批最受欢迎的名演员,一批最有实力的文武场,一批最有潜力的好苗子,同时,还为他们配备了编剧、导演、作曲、舞美和行政管理等优秀人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从农村到安庆再到合肥,依托这样的大环境,特别是省黄梅戏剧团这个生态环境,领导的呵护,观众的爱戴,集体的合力,尤其是她和另一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少舫由过去的竞争对手变为如今的黄金搭档。这一切都使得严凤英如鱼得水,一鸣惊人。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的桂冠可谓水到渠成,势在必得了!
  
  再谈天赋。
  
  不承认天赋是不科学的。哲学家们说:“外因是条件,内因是依据,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外因包括环境等条件,内因就含有天赋的元素。严凤英生成在黄梅戏之乡,从小就熟悉热爱黄梅戏,这只是有利条件。长得伶俐,扮相俊美,嗓音又亮又甜,而且聪明过人,特别是悟性高,接受能力和吸收能力强,这就是天赋。什么民歌小调一学就会,什么大戏小戏一点就通,许多黄梅戏老艺人都说她是一个演唱黄梅戏的好苗子。一方愿意教,而且是倾箱倒箧;一方愿意学,而且是多多益善。解放前后的黄梅戏著名老艺人严云高、丁永泉、程积善、胡玉庭、查文艳、潘泽海、胡遐龄、丁翠霞等等,都喜欢这个好苗子,从各方面给予教导提携,她则是投桃报李,对他(她)们一律尊称为“师傅”,执弟子礼,极为尊敬。我当时兼职《安徽戏剧》,请一位编辑去采访严凤英,她总是说有那么多老艺人,都是我的师傅,而且都有绝活,还是去写写他们吧。最后请她也在编辑部工作的她的丈夫王冠亚出马,经过再三“动员”她才为我们写了一篇短文。真是一幅生动的“尊师爱徒”的画面。“名师出高徒”,环境加天赋,严凤英很快脱颖而出。她明里学,暗里也学。有许多戏就是“偷”着学会的。黄梅戏传统剧目的代表作《小辞店》,是一出很吃功夫的戏,要求唱做俱佳,她就是站在后台“偷”学来的,有一次演女主人公柳凤英的演员生病,为了“救场”,她自告奋勇应急上场,居然一唱而红。她原名鸿六,因此而改名严凤英。仅此一例即可说明严凤英的悟性确有超人之处。

  她是一个有心人,非常善于学习,从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她把观摩、交流、开会、访友、上山下乡等社会活动都当作学习的好机会,观察人,研究人,琢磨人的心理和形态,而且能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用在戏里”。向师傅学,向徒弟学,向圈内人学,向圈外人学,特别注重观众的反映和意见,成名之后仍然抱病报名赴川学习川剧,并且把学来的“东西”化为自己的“东西”,始终“立足严凤英,立足黄梅戏”,保持自己的风格,保持黄梅戏的“原汁原味”。这就是严凤英的天赋,严凤英的悟性,严凤英的灵气,严凤英的艺术魅力!有天赋而不知开发利用是非常可惜的。严凤英的这种学习精神正是我们需要提倡的、继承的、发扬的。
  
  再谈奋斗。
  
  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的严凤英最终所以成为黄梅戏大家,除了环境和天赋,最关键的就在于奋斗。严凤英生性倔强,不畏艰苦,不畏强暴,一生都处于奋斗之中。她离家出走是为了奋斗,她学艺唱戏也是为了奋斗。有人说她是因为喜爱黄梅戏而献身于黄梅戏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而且是一小半。促使他投身于黄梅戏,最重要的原因是迫于生活。在那个时代以她的家境,不学戏不唱戏,而且不唱好戏,是没人管饭的,要吃饭就得唱就得好好唱。这是动力也是压力。背着简单的行装,游走在农村集镇,一天赶两场赶三场是家常便饭,这也是那个时代农村集镇草根班社艺人们的真实写照。

  这种演艺生活从一个侧面磨炼了严凤英的意志,丰富了她的艺术实践。严凤英为人随和但从艺执着,她非常重视艺术实践。她经常讲一个演员一旦离开舞台也就完了。严格地讲,严凤英就是在这样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是实践使她懂得了黄梅戏,掌握了黄梅戏,懂得了吸收,懂得了继承,懂得了发扬。正是这样的实践使她成熟起来了,丰富起来了,挥洒自如起来了。

  严凤英是一个有鲜明性格的人,为人透明,敢爱敢恨,是非分明,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不会做假,不会做秀,不摆名演员的架子。但是,她也是一个极普通的人,脾气是有的,任性也是有的,有时甚至喜欢恶作剧,但是,一旦进了排演场、一旦上了舞台,她能够把戏外之事包括纠纷争执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她深知观众是来看戏看演员的,对于后台之事台下之事是不关心的,她把对戏负责和对观众负责当做自己的最高职责。这就是她的戏德,也是她深受同行喜爱和观众热爱的原因所在。她的敬业精神是有口皆碑的。无论是演大戏还是演小戏,她都是全力以赴,全身心地投入。《碧玉簪》是一出悲剧,每次演完,她总是出不了戏,要在化妆室静坐半个小时才能卸妆。省文化局领导得知这一情况,深知演这个戏有伤元气,就和剧团领导商定,每月限定演出这出戏的场次,保证她的健康。有人说她演戏既是“享受”又是“玩命”,真是一语中的。

  就在她步入中年的同时,她对许多所谓的“新”事物越来越疑惑了。解放初期,她喜获翻身,心花怒放,从内心深处唱出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她热爱新社会,拥护共产党,对人民政府的号召无不响应,参加政治学习,投身戏曲改革,上山下乡,奔波沿淮,远涉边防,为工农兵演出,从不落后;争取入团、入党,积极参加各项社会公益活动,不遗余力。她和黄梅戏另一位领军人物王少舫以及他们的团队精诚合作,为了挖掘黄梅戏艺术遗产,吸取兄弟剧种精华,丰富上演剧目和表演艺术,在不断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甚至借助电影艺术,连续拍了三部大戏和一部小戏集锦,作为宣传、传播、唱响黄梅戏的开拓者,他们为黄梅戏“梅开一度”立下了汗马功劳,奠定了黄梅戏在众多地方戏曲之中的至尊地位。

  但是,她对经年不断的政治运动由不理解到不知所措到反感。开始,她强迫自己相信这些政治运动对反帝反修建设社会主义是必要的,她为了追求进步,跟上形势,也积极参与,甚至也说过一些过头的话,因为她坚信党是正确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随着各项政治运动的开展,许多她所尊敬、信赖、正直、为人民利益无私奋斗的亲朋好友纷纷中箭落马,划入“另册”,尝尽劳教劳改之苦,她困惑了,她不知所措了。她曾找过组织反映她的疑虑,也曾和一些知心好友谈过她的不安,却没有得到合理的答案,那个时候也不可能有什么合理的答案。她只能排好戏演好戏,坚守自己的底线:不整人,不害人。1964年夏天,我们一道到北京观摩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她听说京剧名家赵燕侠为了排演《沙家浜》而下连队当兵体验生活,又听说京剧名家高玉倩为了扮演《红灯记》的大娘由青衣花旦改唱老旦,她震惊了!她在震惊之余还是认为这是“革命化”的要求,她还是想紧跟如前。回到合肥,她即征求我的意见,向剧团领导提出两项要求:第一要求降薪;第二要求演出现代戏。她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不久,从未演过话剧的她就和王少舫等人在合肥剧场(现已拆了)演出了移植的方言话剧《丰收之后》,剧本内容不太好,演出却大为成功,特别是严凤英扮演的女主角是一位中老年的农村妇女,尤其出色。她要证实自己是一个紧跟党走的革命文艺战士。谁也没有想到,在北京观摩京剧《智取威虎山》幕间休息时间,我们只是议论了两个演员不大像解放军,竟然惹来泼天大祸。

  一切努力都晚了。“文革”一来,风云突变。一向把自己当作“革命动力”的她竟然变成了“革命对象”,先是“三名三高”,再是“反动权威”,又是“放毒能手”,最后又是“攻击革命样板戏,反对江青同志”,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无休止的批判、斗争、检查、交代,受尽屈辱,斯文扫地,没有自由,没有人格,没有尊严,在一个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竟然找不到一处讲理、申诉、辩解的地方。她慢慢地醒悟了,严峻的现实无情地告诉她:她热爱的党似乎有点不对劲了,这不是她过去向往追求的社会,再追求再紧跟也无济于事了。她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只能以死相抗,留给自己一个清白!

  就在严凤英以死抗争的前一个星期,她还对大院中的老人们说:“我舍不得我热爱的家庭,我舍不得我敬重的同志,我舍不得喜爱我的观众,我更舍不得我为之奋斗的黄梅戏,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已经精疲力尽了!”这就是严凤英最后的心声。“文革”结束,组织上为她平反昭雪。黄梅戏剧团小排演场内外,挤得满满的,许多观众闻风而来,哭声一片。当时,我们曾无限感叹地认为,昭雪应该,平反则不需要,因为党的组织和广大群众,根本就不承认那些强加在她头上的种种“罪责”,相反,党的组织和广大群众始终没有忘怀严凤英,严凤英是在新社会是在党组织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民艺术家,广大群众则把严凤英当做自己心目中的偶像,美的化身,无论是在“文革”前,或是在“文革”中,还是在“文革”后,她都是黄梅戏的一座丰碑,永远活在人们心底的黄梅戏优秀表演艺术家!我们不仅要永远纪念她,更重要的是要认真研究她,以便更正确更健康地发展黄梅戏艺术!

 
·发布时间:2011-07-14 ·访问人数: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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